在调查过程中不仅不受检法机关的制约，而且有权查处检法人员的违纪、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行为。

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这项重要原则。我们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

例如本次修宪的21条修正案中，有一些内容还来不及经过充分讨论，因此存在较多争议（例如第44条修正案确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补强了合宪性审查职能但似乎人们都感觉尚未做好准备）。对于行政法制建设来说，实现行政法文化革新的基本追求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例如，城管执法改革长达近20年，就曾长期被质疑、批评为非法组织、非法存在、非法活动，一直不能有效推进，这也反映出这些独特的中国问题应当认真加以总结。虽然《授权决定》的概括授权为国务院推动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大空间，相应的变相层层立法授权和行政权力变相放任委托，在较短的时期实现了行政法制建设的提速，但由于授权事项的模糊和试验时限的缺失，导致实践中某些改革举措与法治精神相悖。

二是行政法制的民主化发展趋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根据我国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推动民主政治及其法治体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通过观念更新、制度创新、把握特色，科学推进依宪治国执政方针下的大部制改革，认真解决诸多公法疑难课题，逐步实现行政法治文化革新，方能更理性、更稳健地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目标。尽管如此，从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看，《申报》对于宪法制度的认识程度仍远逊于康有为，因为《申报》使用宪法一词的报道通常寥寥数语，且限于对外国情况的简单介绍，缺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分析论述，加上《申报》使用宪法一词的报道作者不明，可能是由多人分散完成，而非集中于一人。

康同薇认为，士气关系国家强弱，美、英、德、日等国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士气之振，而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正是由于士气不振。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21日，即戊戌变法正式开始的10天后。讲究名分是孔子的核心思想，而《春秋》最为讲究名分，《春秋》之学专以道名分，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孔子乃作为《春秋》，定天子诸侯大夫士民之名分。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

[44] 办报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主张。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预算。

胡其柱：蔡锡勇《美国合邦盟约》译本考论，《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第92~101页。此举为开国以来未有之盛典。[50]康有为：为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才能折，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91页。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68]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40页。(三)康有为视《春秋》为中国古代宪法的原因 中国的古典著作很多，代表性著作远不止《春秋》一部，康有为缘何单单选择了《春秋》？ 1.师承朱次琦是其直接原因 朱次琦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世称九江先生。[37]《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一文，正是欧榘甲阐发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之宪法思想的一篇文章。[33]《日本变政考序》也记载：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

该文发表在1897年的《知新报》。[64]房德邻：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载《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4日。

[26]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16页。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同薇译之。

许崇德、王向明、宋仁：《中国宪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9)国会以十一月二十三日曲从俄命，全废新行之宪法。[52]康有为1879年在香港获得《西国近事汇编》，1895年模仿其体例而创办《中外纪闻》。《蜀学报》发表《上清帝第五书》，说明宪法一词的传播范围更广了，传播到了四川。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对于此过程，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鉴于康同薇曾协助康有为编译《日本变政考》，而康有为正是在这两本书中最早使用宪法一词，可得出结论：康同薇使用宪法一词，系直接受到了康有为的影响。[60]笔者还阅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黄遵宪全集》收录的其他著作，也没有发现黄遵宪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仅发现黄遵宪在1881年曾见到过宪法一词。

[3]康有为两次将这本书进呈于光绪皇帝：第一次是在1898年4月10日，即戊戌变法于1898年6月11日正式开始的两个月前。[42]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载《时务报》1897年第45期，第13页。

[70]康有为在1913年之前还有一些论述，有的重申《春秋》即宪法，有的强调欧洲各国宪法暗合《春秋》之义，有的阐述宪法和《春秋》大义相为表里。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宪法权利，即《春秋》所谓名分也。

(6)明宪法、律例之学宏一视同仁之志。(3)宪法者，《春秋》所谓正名分也，明其名分则人人知权限，尽其所当为，不敢陷于不可为。(4)盖吾以从诸教之民皆一例视之，皆有宪法以安之，而所以待诸教之民皆一体治之，皆有律例以定之。[76]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5页。

所以，推崇今文经学且注重民情风俗的康有为，能够将舶来的宪法一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将酌定宪法和悬象魏修会典联系起来，将宪法权利和《春秋》的名分观念联系起来。清代今文经学是继乾嘉古文经学衰落后于道光年间复兴的儒学派别，由庄存与开创、刘逢禄和宋翔凤奠基、龚自珍和魏源发扬，而康有为和梁启超系其集大成者。

赵世义主编：《宪法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因为古文经学讲求训诂，而训诂即解释古代汉语典籍中的字句，古籍中的字句是训诂的基础。

[45]同注[26]，这九则引文分别在第397页、第401页、第404页、第416页、第417页和第419页。[29] 10.宪法学中国化方面。

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春秋》 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推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并持续活跃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舞台之上，堪称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包括宪法领域在内的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显然，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最多，除马用锡外，梁启超、康同薇、康同文、欧榘甲与康有为的师徒关系前面业已叙明。陈其泰：廖平与晚清今文经学，《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58~66页。

前述《我史》引文提及，《日本变政考》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据此推测，前述使用宪法一词及类似语词的图书和报刊，康有为基本上都阅读过，并且大致理解这些译法的含义。

《蜀学报》的创办人宋育仁和廖平主张维新自强，和康有为观点接近，私交甚笃。[3]陈华新：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6~197页。

对于《春秋》和《春秋公羊传》根本没有使用宪法一词或宪字这个难题，今文经学轻易就能克服。徐晓风：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与中国儒家文化，《学术交流》1994年第3期，第112~114页。